一、上海‧童年
朱鈞出生在1937年，這年同時在中國近代史上也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─盧溝橋事變，八年抗戰也由此揭開了序幕。可以想像的，朱鈞的童年是和戰火迷漫的煙硝味兒交織在一塊兒的。
朱鈞出生上海，籍貫江蘇吳縣(蘇州)，民國26年11月1日(農曆9月29日)出生，家中八個小孩裡，他排行第四，上有大哥及兩個姊姊，下有三個弟弟及一個妹妹。
朱家
朱鈞的父母都出生於民國3年，民國20年時在上海結婚。父親祖父的祖父是山東人，行商到蘇州後入贅了沈家。沈家當時是蘇州的四大望族之一，後因祖父病危前許過願歸宗姓朱，所以祖父沈寶昌改名為朱寶昌，自此以後，兒孫都為朱姓。唯有小叔，仍保留著沈姓。
祖父和他的兄長，年少時到上海經商，祖父曾在德商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做過事，兄長曾與無錫陸氏家族「隆瑞珍」經營過紡織業。祖母出生於無錫世家。
朱鈞的母親原籍蘇州，和父親是遠房的表兄妹，他倆是相親成婚的。外祖父姓徐，出生書香世家，在清末中國尚未有重要現代建設之前，外祖父是被政府放洋的留學生，18歲時被遣派到比利時魯汶大學學習鐵路工程，返國後是「交大」籌備人之一。曾任京滬鐵路上海至徐州路段的總工程師。抗戰期間他隨國民政府赴重慶，任隴海鐵路總工程師。在母親娘家那邊，舅舅、姨媽…都受高等教育。
以家族輩份而言，朱鈞是「德」字輩，是以號「德丰」。算命的曾對父親說朱家缺金，所以朱家小孩都以「金」字旁為名，「朱鈞」是他的學名。
戰爭
盧溝橋事變爆發，「嗡─嗡」，日本空軍有計劃性的飛越東海，進入中國領空，沿海的幾個重要城市如上海、南京均首當其衝，成了轟炸目標。「轟！」「轟！」就在空襲之後，接著地面上也傳來「噠噠噠」的槍戰聲…上海陷入戰區─
八年抗戰初期，日軍大肆入侵中國，1937年夏天，日軍進攻上海，上海軍民奮勇抗敵，聞名的「淞滬會戰」，戰區就在十里洋場上海都會區的租界邊上，當時國民政府調派軍隊進入上海，那種大會戰的規模與型態，震驚中外，是前所未有的。根據史料記載，在淞滬會戰，中、日雙方動員的部隊人數，據最後的統計數字是超過一百萬人。期間使用的武器與作戰技術，更是從現代武器：空軍的飛機、海軍的艦砲、陸軍的坦克，到最原始的敵我面對面刺刀格鬥，並最壯烈的人肉炸彈…均包括其中。
在上海地區，民房幾乎滅為平地，朱家剛搬入「六家濱」還不到一年的新居，也被炸毀。當時父親26歲，母親肚子裡正懷著朱鈞。上海戰事吃緊，父親毅然加入「抗日義勇軍」守衛上海。那天父親到南火車站押運軍火，母親在家裡煩愁得緊。朱家那時上上下下十幾口人，包括祖父、祖母全住在一起，兩個老人家喃喃念著：「老天爺，祢一定要保護這孩子的爹平安，我們家現在全靠他一個人了，媳婦肚裡的娃兒還沒出生…。」全家人對父親的安危，掛心得緊。
淞滬會戰中，南火車站是日軍轟炸的目標，當時砲火猛烈，南火車站被炸，滿目瘡痍。幸好父親死裡逃生保住性命，回來時，他身上穿的皮夾克全沾滿了血跡，嚇壞了全家人。事後，一家人遷居到上海的法租界地，那件皮夾克像「聖物」般的被朱家保存著。可惜過了好些年，大陸解放後，朱家分散各地，那件皮夾克也不知去向了。
租界地
日軍佔領上海後，僅境內的外國租界地沒被攻佔，租界地是中立的，這些租界地是在二次大戰爆發後才被佔領的。由於朱家的新居被毀，朱家十幾口人，其中包括祖父母、三個叔叔、姑媽全都搬到法租界地，祖父因戰事爆發後，頻於跑警報，身心靈大受影響，中風引起腦溢血過世，享年才54歲。期間，朱家又搬了幾次家，1939年朱家遷居英租界地時，朱鈞的五弟出生，父親納妾嘉娥。
床‧法租界的老派奢華 (二媽故居)
朱鈞四歲時，抗戰仍在進行，父親為了安頓家人，在兆豐新邨買了房子，全家七口便和叔叔們分開住，這幢新屋鄰近兆豐公園(現為長寧公園)，環境優雅。朱鈞五歲開始上學，進了彼得小學幼稚園的小班。
當時父親經商，家中經濟小有起色，府裡有幾個家佣幫忙，與弟弟、妹妹一樣稱呼朱鈞為「四哥哥」。
朱鈞從小害怕吃西瓜或喝西瓜汁，每當佣人把西瓜榨成汁端出來時，喊道：「四少爺，來喝西瓜汁。」「我不要喝，我不要喝這東西！」不知怎麼地，年幼的朱鈞，看到紅通通的西瓜汁或切成片兒的紅西瓜，總是哭著跑開。父親也逗趣，每每碰到這種情形，便拿出八釐米的錄影機拍下這畫面，往後只要放家庭電影時，父親便放映給大家看。朱鈞小時候不喜歡喝西瓜汁的情景，即被記錄下來。
1943年，朱鈞幼稚園畢業，隨之進了彼得小學念一年級，在他念二年級時，家裡的經濟狀況開始好轉。這期間，父親在證券公司上班，也開過印刷廠，印過日曆本，替親友們開發紗廠、煙草廠等等。記得父親會攝影及暗房技術，父親怎麼會這些絕活兒的，誰都不知道當初他是打從哪兒學來的。在朱鈞的印象裡，父親會的事情可多著呢！
1945年抗戰勝利。日本投降，盟軍與國軍尚未到上海，盟軍空投救援物資，眼見降落傘空飄落下，這般景象至今深刻印在朱鈞童年的腦海中。
抗戰結束一年後，朱鈞搬回位在龍門邨的南市老家，轉學到梅溪小學念四年級。在朱鈞童年記憶裡，住處附近常有公園。先是近法租界的法國公園，就是傳說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那個公園，但從未證實真有其事。
後來搬去兆豐公園旁的兆豐新邨，兆豐是英租界時的名稱。二次大戰開始，日據時代改名長寧，兆豐路更名長寧路，兆豐公園也改名長寧公園，兆豐新邨則順理成章改稱長寧新邨沿用至今。
梧桐樹是舊法租界的特色，只因這樹生長快、耐修剪，最適合做行道樹。夏天，躲在樹蔭下，能遮蔽烈陽；秋天，落葉紛飛，只見那梧桐葉的顏色由初時的墨綠，漸漸轉為金黃，就當陽光從葉叢間透下來時，映照的色澤猶如五彩繽紛的畫…
現在戰事平息，這些公園裡的老樹、梧桐、老街、老巷…屹立在原處，全見證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動亂與興衰。
1946年，抗戰勝利後的一年，朱鈞的父親購置了蝶萊飯店(現香格里拉飯店的一部份)，同時還在杭州相繼置產，朱家雖然是蘇州人，但是父親特別喜歡杭州，喜歡杭州的庭園式建築，喜歡杭州的人文景緻…所以父親在杭州一地就購置了三個產業。
同一年朱鈞父親在杭州松木場（位於保叔山後）購買一棟別墅。該別墅建於抗戰開始前，屋主尚未遷入而逃到重慶，後被和平軍佔領。抗戰勝利，父親買下作為渡假之用，這棟別墅原由賓州大學畢業的建築師設計，原業主還保留當時的建築模型透視圖，所以朱鈞從小就對建築設計有所接觸，多年後影響他朝建築領域學習。至於該別墅僅居住3年，後來被國軍佔用。
